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揭示制度安排和文化取向对各国疫情应对策略的影响

2020年1月以来,迅速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同样也是对全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一次巨大考验。在全球尚无新冠肺炎特效药物及疫苗的背景下,非药物干预举措(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成为对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政府所采取的非药物干预举措各不相同。疫情暴发之初,国外媒体对各国防疫举措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不乏对中国防疫举措的微词或偏见。因此,有必要对世界各国的政府干预举措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管理学院阎波教授团队与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马克斯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陈斌教授,从制度安排和文化取向的复合维度对瑞典、中国、法国和日本四个典型国家在疫情初期的非药物干预举措进行比较,从而解释了不同国家选取不同应对策略的原因。

该研究指出,中国和法国等国的中央政府拥有更加鲜明的正式权威,其制度优势之一在于国家政令可以较快向地方政府传达,从而更容易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严格的应对措施;而瑞典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具有更多自主权,因而较难与其中央政府在采用非药物干预举措方面保持步调一致。同时,中国、日本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亚洲国家具有强调严格社会规则和秩序的“紧密型文化”,公众更倾向于配合政府抗疫举措;而在偏向“松散型文化”的许多欧美国家,公众则更为注重个体自由与权利,故而强制性的抗疫举措不易在全国施行。

该研究根据各国在疫情初期的非药物干预举措特征,归纳出轻推(Nudge)、强推(Boost)、命令(Mandate)和法令(Decree)等差异化的应对策略,结合瑞典、中国、法国、日本等案例情况进行了分析解读。研究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共同威胁时,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取向是决定其应对策略的关键因素。在全球治理背景下,该研究为理解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解释,说明一些媒体和个人对中国防疫举措的指责实则是不了解别国体制和文化的表现。当前,各国政府抗击疫情的当务之急是立足本国制度、文化等现实条件进行科学防控、精准施策。